她在自己的主要着作《菊与刀》中说: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必然缺乏保护。
本来,“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譬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觉观察日本卖春行为,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
日本妓女
在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厌旧”的男人“始乱终弃”的比比皆是,难以计数。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日本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都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即便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的“纸上契约”,以后难以应付赖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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