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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民办学校风云录(图)

图为顶兴学校学生课外活动。

图为赛文学校文体活动。

图为天赋中学第八届艺术节开幕式。

图为学生在美术室画画。

    民办学校是我国教育事业这驾马车上的两个轮子之一。作为教育市场化的一张“试纸”,民办学校的生死存亡更多由市场决定。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否被抓住,又取决于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竞争一直十分激烈。

    200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有了法制的保障,民办学校创办者有了安全感,从业人员有了归宿感,家长和学生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

    在我省的黔西南州,民办学校的发展可以说是风生水起。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以及自身的努力,黔西南州的民办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呈现出群雄逐鹿、各显神通、办学数量不断增加、办学规模迅速壮大、办学质量有效提高的良好态势,既减轻了政府办学的压力,同时还由于其灵活的管理、过硬的质量,在推动公办学校这个轮子转动的同时,也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普安县江西坡镇的王超夫妇长期在浙江打工,年收入5万元左右。他们的儿子王家洪和女儿王家鸣,从初一开始就被送进全封闭的民办顶兴学校。每一年,两个孩子的花费在3万元左右,包括生活费、学杂费、车旅费等。虽然“除了锅巴无冷饭”,但王超说:“辛苦半天,还不是为了孩子?在民办学校虽然要多花一些钱,但孩子学习、生活我们不用操心,可以专心挣钱。”

    在黔西南州,像王超这样的家长数以万计。地处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的黔西南,虽然闭塞偏远,经济落后,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众多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就看准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了民办学校的拓荒之旅。

    第一粒民办学校的种子

    南、北盘江环抱的黔西南,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夜郎故地。迄今发现的21处夜郎古国遗址中,就有20处在黔西南。然而,千百年来由于偏居一隅,环境恶劣,交通不便,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化外之邦。

    但到了上世纪初,它却突然声名鹊起——因为官伸刘官礼于清朝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创办的笔山书院,不仅因此有了其子刘显世主政贵州多年,还培养出包括何应钦、王文华、王伯群、魏正楷、熊凤阶等一大批具有相当影响的历史人物。当时许多人先后由地方或北京政府,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留学生之多,声誉之隆,甲于全省。”《兴义县志》这样感慨。尤其是1905年,校长徐天叙带领王文华等13名学生,到贵阳投考贵州公立中学(原南明中学),不仅全部录取,而且囊括了前13名,贵州教育界为之震动。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些故事在黔西南仍被传为美谈,许多教师经常用以教育和激励学生。

    不过离奇的是,今天群雄逐鹿、风起云涌的黔西南民办学校,发祥地却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州府驻地兴义,而是偏僻落后的册亨县庆坪乡者王村。

    时间回溯到1984年9月。时年20岁、高考落榜的刘永学,被者王戴帽中学请去代课,负责初三两个班的数理化。此前两年,他已在学校代课一年,使学校破天荒送出了3名师范生,但学生中考后他也走了。再次走上讲台,他发现学生们好学上进,许多老师敬业精神却极差。有学生提出:“刘老师,你回家办个补习班吧,我们去你家读算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刘永学想:“要教就认真教,不然就回家种地,何必误人子弟!”想到这里,他征得父母同意,将三间瓦房腾出来办起了有45名学生的补习班。这便是贵州民办学校的第一粒种子。

    凭着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激情,刘永学一个人承担了除英语之外的政治、语文和数理化等全部课程。

    者王戴帽中学的毕业生被挖去大半,校长气得大发雷霆。当时,无论是政策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民办教育这个概念,刘永学的做法显然有违常规。有人担心他不是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乡政府、教育局领导先后登门要他解散学生,后来连派出所干警都上门施压。但他据理力争,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领导们威胁说:“你不解散,到时你的学生拿不到毕业证,不允许报名考试,你要负责。”这一招击中了要害,多数学生担心成绩再好也是白读,不得已回到者王戴帽中学,最后剩下15名学生死心踏地追随着他。

    一晃报名考试时间到了,他到者王戴帽中学去给学生报名不仅遭到拒绝,还被奚落了一顿。带着满腹的委屈他到了县教育局,局长也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他不听招呼,扰乱了正常教育秩序、误人子弟。万般无奈,他急中生智直奔县长办公室,时任县长黄康生听完汇报,立即给教育局长打电话:“他是不是误人子弟不忙下结论,先让他到就近学校给学生把名报了。”

    考试结果公布后,5名学生被师范学校录取。这个成绩,比全区(撤区并乡建镇前的庆坪区)三所中学录取的总数还多出两名。刘永学高兴得像中了举人的范进,一路小跑到各个村,将消息逐一告知被录取的学生。

    消息迅速在山寨间传开,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望子成龙的山民,都把未来寄托在刘永学身上。他呢?也下定决心将学校办下去,为家乡培养人才,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这以后,刘永学相继挂出了“刘家私校”、“者王为民中学”的牌子。年年都有数量可观的学生考进中专中师,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县城和邻近县份的学生。刘永学不仅赚到了一些钱,还被选为者王乡乡长,撤区并乡建镇后又担任庆坪乡副乡长。

    刘永学的成功,让县委党校的政治教师李应专坐不住了。2004年8月,李应专在县城创办了册亨实验中学,分享正在孕育中的民办教育蛋糕,成为黔西南的第二所民办学校。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民办学校管理到位,教师敬业,学风优良,升学率高。这样的意识,通过刘永学多年的实践,慢慢深入众多家长心里。因此册亨实验中学诞生后,迅速站稳脚跟。

    面对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刘永学有了危机感,他当机立断将学校迁进县城,改名“者楼为民中学”,与李应专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本来,组织上已经明确刘永学为庆坪乡乡长候选人。但他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放弃仕途。

    国务院颁布、从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仿佛一场春雨,让刘永学、李应专他们坚定了信心和决心,找到了蓬勃向上的力量。随着者楼为民中学和册亨实验中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接受民办学校;越来越多的骨干教师纷纷辞去公职,加盟或亲自创办民办学校。1998年8月,安龙一中青年教师邢鄢明创办了双明中学,面对全国招聘教师,首开民办学校人才引进先河。

    进入新世纪后,黔西南的民办学校若雨后春笋,在城乡各地破土而出——

    刘永学将者楼为民中学从册亨县城迁到了紧邻兴义的顶效镇,改名顶兴学校;李应专则到兴义城区创办了天赋中学;普安一中历史教师黄略,辞职下海几年后回到兴义,创办了致正学校;毕业于黔西南民族师专物理系的王再章创办了黔兴中学;贞丰县教育局原局长商开国创办了三立中学;晴隆县沙子中学原教师罗朝荣到兴义城郊的马岭镇创办了明星中学;兴仁县乡村退休教师赵金义带着几个师范学校出身的子女,到兴义市区创办了父子小学,专门接纳打工人群的孩子;兴义一中语文教师李国金创办了崇文中学,不幸的是李因车祸去世,学校后来转让给四新公司成为一所完中;还有三立、龙盘、树德、同源、天都、华文、春旺、振兴、博文、昌文、天成、致远、普天、铭烨、英豪、勤智、文达……真是数不胜数。曾经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在黔西南民办学校数量不断增加、规模迅速壮大、质量有效提高的同时,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2003年9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有了法制的保障,民办学校创办者有了安全感,从业人员有了归宿感,解除了家长和学生的后顾之忧。

    民办学校是教育市场化的一张试纸,其生死存亡,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否被抓住,又取决于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竞争非常激烈,形成群雄逐鹿、各显神通、一片繁荣的良好局面。

    作为我国教育事业这驾马车上的两个轮子之一,民办学在黔西南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减轻政府办学压力,还由于其灵活的管理、过硬的质量,推动着公办学校这个轮子的转动。

    绕不开的三所学校

    赛文——黄秋是施达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此前他在州政府任后勤科长,后来受命领衔房地产开发,走上了创办实业之路。

    作为黔西南最早的房开老板,黄秋在事业取得成功之后,深切感受到了民办学校不可限量的发展潜力。除了遍地开花的民办学校,贵州醇酒厂投入巨资创办的兴义八中作为一个成功案例,无疑给了他强劲的动力。该校1996年8月招生以来,已经成为当地及周边学生梦寐以求的学习圣殿。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不可以再创办一所类似的学校呢?

    黄秋说干就干,斥资过亿,高起点、高标准进入民办学校行业。2006年8月,赛文学校建成并招生。和兴义八中一样,学校一开始就给自己订下了标准——成绩达不到要求的学生,拒绝接收。作为一所完全中学,赛文学校占地近200亩,建筑面积52000多平方米,共有小学到高中91个教学班5080名在校生,有教职工448人,其中专任教师226人。2011年5月通过省教育厅评估,成为省级二类示范高中,先后两次被评为“贵州省先进民办学校”,已连续参加了四届高考,共有2642名学生进入二本以上院校,其中1149人被重点大学录取,考上北京大学的杨权,获得学校10万元奖学金。

    天赋——黔西南民族师专(兴义学院的前身)副教授陈佩钟,2005年9月加盟天赋中学,收购了学校的大部分股份,成了学校董事长,学校创始人李应专继续担任校长。后来双方由于见解不同难以继续合作,李应专把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陈佩钟,他自己回到册亨,继续经营他的实验中学。

    如今的天赋中学,共有初中和高中35个班近2000学生。自2006年首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已有507人被重点大学录取,有2836人进入本科院校。2005年以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民办教育创新与发展贡献奖暨陈香梅教科文奖”,被民政部授予“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贵州省先进民办学校”,“全国优秀民办学校”等荣誉。陈佩钟乘胜进击,多方筹集资金在兴义城郊丰都征地230亩,计划投资3亿元以上,按省级一类示范性高中标准建一所新学校。目前,项目已经破土动工,预计两年后建成招生。

    顶兴——刘永学播下的黔西南民办学校的第一粒种子,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株参天大树。学校迁到顶效后,通过十年来的发展,目前占地达到180亩,有小学到高中85个教学班4500名在校生,有教职工350人。2012年6月,首届124名学生参加高考,86人被二本以上院校录取。每年的中考,仍然保持着七成以上学生进入省级示范性高中的优秀业绩。

    突出的办学业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学校先后被评为“贵州省先进民办学校”“全国民办先进学校”“全国民办教育百强学校”等。

    作为黔西南民办学校第一人,刘永学把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上,可谓呕心沥血。

    有不少民办学校,在起步之初,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过一些不够阳光的手段挖优秀学生和老师。然而,并不是每个人跳起来都能摘到桃子。和所有行业一样,在黔西南民办学校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也曾倒下过无数英雄好汉。

    朱宗文是兴义一中的语文教师,在黔西南教育界声名赫赫。2003年8月,在民办学校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他也不甘寂寞拉起一面名为“盘江中学”的大旗,立即应者如云,很多学生心目中的名师,纷纷投到其麾下。他所任班级的部分学生也离开兴义一中,紧随其后成为民办学校的学生。次年高考,学校为重点大学送出学生64人,一时名声大振,但到了2007年8月,以朱宗文为首的多数盘江中学老师,却集体加盟新办的兴义中学。绕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由财政拔付薪水的岗位上。

    在此之前,湖北黄岗人创办的兴华学校更是红极一时,尽管收费高得出奇,人们还是趋之若鹜。保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考上大学的承诺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同样是,到了2007年7月,不知何因学校突然停办。

    值得一提的是还没有取得“准生证”(办学许可证),就被政府强行解散的明德阳光中学。学校创办人徐天奎是个传奇人物,没有文凭和职称,却具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先后在普安县窝沿中学、普安二中、盘县一中、兴义八中、云南石林中学、天赋中学等公民办学校辗转,后来还应邀到北京一家图书公司编写教辅资料。

    面对黔西南民办学校快速发展的现状,徐天奎也不甘寂寞,邀约了一些朋友租借兴义复烤厂的房子,创办了明德阳光中学。最终却因不懂管理学校运转不下去而被政府强行解散。欠下一屁股外债的他不幸突发肺癌撒手人寰,留下诸多遗憾。

    在目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持续增长的升学率,是民办学校吸引学生、出奇制胜的法宝。但为了保证升学率,学校不得不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考试而教学,为考试而考试,素质教育被抛诸脑后,因此也饱受诟病。

    民办学校怎么看呢?他们认为,大家都围着高考指挥棒转,是骡子是马,要看谁能溜达。捅出来的才是黄鳝。

    在我们还无力改变既有教育体制的前提下,一所没有升学率的学校,不论是民办还是公办,空谈半天的素质教育是没有意义的。试想,学生连应试的基本功都没有,还能指望他有较强的综合素质?也许,这正是黔西南民办学校蓬勃发展、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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