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镇上的贫民百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像我这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小子，能得到父母的关照，送进学校读书识字,意在免得我长大成人，不再像他们那样，吃不识字的苦头。
几年之后，读完小学，去县里参加高一年级的学府考试，我不像古代的落第秀才，不是考不起，而是读不起才失学的。
就这样，我凭着在小学识得一些字，作拐棍杵向社会。
最初的操练是看书，少小时，一有暇，我就向街坊拥有古书的长辈们去借。诸如：《隋唐》、《后唐》、《薛刚反唐》、《封神》、《三国演义》、《西游》、《水浒》、《聊斋》、《红楼梦》、《小五义》、《三侠五义》等。有的古书，看了开头就不想继续看，原因是古文难啃。白话文撰写的，易知其意，对不认识的字，便一马跑过。由于我喜欢看书，在小学学过的字就巩固下来了。
其次是写。俗话说“久不提笔忘记字”，这是千真万确的。1950年我参加人民解放军后，自愿报名去抗美援朝，受到全国人民慰问。慰问品中最珍贵的，要算那支钢笔。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来都是用毛笔写字，写字前得先在墨盘中把墨磨好，毛笔填一次墨水写不了几个字又要填墨。钢笔就不同了，吸一次墨水可写许多篇。我用这支钢笔写家信或替战友们写家信，有时，发现战友中的好人好事，写成表扬稿，粘贴在连队办的墙报栏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我言说这些，是我操练文字的起步。
1952年，朝鲜停战后，部队开展文化练兵，也叫突击识字（那时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像我这个初识文化的人，领导在档案里看到我是高“中”毕业，实际上我是高小毕业生，由于文书把“小”字当“中”字读（写成草书还真像）。误会地滥竽充数地把我提起来当文化教员，我自感很不般配，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去，我只得接受任务去与文人为伍，边教边学。当时，全营的炊事员集中在一个大院做炊，领导是为了炊事人员也能得到突击识字。
但是，炊事人员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有矛盾，一月之内换了两个文化教员都无法开展教学。后来，营长把我从正规班调到炊事班任教。我到了炊事班后，想尽千方百计，花了许多心血，再加上我与他们一起劳动，提前做好了饭菜，挤出时间学习。在教他们识字起步时，我萌发出一个看物写字的方法，我用毛笔在打字纸上将各种常见物体写成名词。比如：锅、瓢、碗、筷、大米、白面、花生油、门、窗等各种物体上，我都张贴有字。这样，大大地加速了他们的识字能力。半年之后，二三十个炊事人员就能识常用字一千多个。大部分人能读书看报，有的还可以提笔写家信。我认为在全军中是件新鲜事，我便写了一篇《炊事人员也可突击识字》的通讯报道。被《解放军报》采用，见报后，我犹如金榜题名，有说不出的高兴。它表明了我操练文字旗开得胜，促进了我操练文字的信心。
五年的部队生涯一瞬而过，1954年复员回乡，万万没想到我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竟被人民政府派上了用场，把我安排在天天与人民币打交道的金融单位，跨进大门以后不上两年，领导为把我培养成一个具有一定财会能力的人，让我带薪去安顺农校会计班学财务会计知识。
去到农校，碰到了我儿时同窗何国鼎，真是他乡遇故知，他在农校工作，自然我俩亲密如故。那时，时值“反右”，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小木匠出身的何国鼎，平素言论口没遮拦，喜欢说同事们的长短，惹起了同事们的愤恨。“反右”一开始，农校的墙上，张贴攻击他的大字报最多。有的无限上纲，欲把他置于死地。我看了这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后，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星期天，何邀我去大街看电影，途中，他心情很不自然地提出面临的处境，要我帮忙出主意，想办法应付。我说，政治斗争像打仗那样，人家在挑战，我们必须应战，不然就会当俘虏。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再说，应战得讲战略战术，决不能采取鸭子脚板满抓，要采取重点打击重点突破为上策。他听出了我的意思，好像是我在给他提个醒。他说：“晚上，你到我寝室来，我们共同磋商”。
那天晚上，他提出一个攻击他最凶狠的人，说此人“屁股”不干净，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之家，而且又是一个国民党的旧职人员，是起义过来的。我说，这种人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实而是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何又摆谈出此人平素一些出格的语言。我说：一个问题写一篇评论，标题是《一评×××的右派言论》。通过一天功夫，我俩配合起草，写出了一评。随后，每到星期六或星期日，我俩都配合写了反击他的言论。个半月之后就写了六评。那惹火烧身的人，被“反右”办公室定成“右派”份子，送去农场劳动教育改造。这是我一身难以忘怀的文字操练。
后来，我在金融工作中，下乡的机会多，发现的新人新事不少，回单位后，我利用闲空，学写新闻通讯，寄给《新黔日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被他们采用后，聘我为业余通讯员，并常邮寄《通讯工作》给我学，使我获益匪浅。再加上平素我喜欢看《写作》、《逻辑学》，从中领悟很多知识，像海绵吸水那样，使我操练文字逐步得到提高，能写出一些通顺的文稿来。
原先我是一个“旱鸭子”，是从这些“浅水沟壑”里，从不会“游泳”慢慢学会“游泳”的。退休之后，无事一身轻，我选择了以文字组合这种智力高难度的动作，且又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的哲学消磨时光，“误入歧途”地上了写作这只“贼船”，并且一上去就下不来。原因是怕脑袋瓜子生锈，我曾经碰见过有的退休老人得了痴呆症。我揣测，大概不外乎是与不动脑有关吧。有位哲人说：“大脑越用越灵活。”所以，我每天早晨把操练文字作为我必修之课。
我称自己生活在“贼船”上，是说我在晚年，仍迷恋在书报的海洋里，“贼眉贼眼”地去偷师学艺，总想学成像踩钢丝绳的杂剧演员那样，任意做出一些惊险奇特的动作，使广大观众惊喜。
再说，作为一个操练文字的作家来说，要是没有作品，且不是像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我写的作品，虽说上不了档次，但我自认为与乡土文学还是沾边的。我在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写宣传家乡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不断在报刊上发表。乡友们见报后，称赞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谦虚地说，我像用羊刀儿砍陀螺那样，是慢慢的削（学）出来的。
世界、宇宙每分钟都在发生变化，近10多年来我们国家以惊人的速度进入科技时代，年青一代的文人写文章，有许多人都是采用电脑撰稿，像我们这些近90岁的老叟，犹如麻雀吃胡豆——看着没奈何。从而，我便生出几分自卑感，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广读诗书学人长，勤思苦练撰文章；如今电脑更难懂，不是文盲是科盲”。
近几年来，我在书上看到，英国一位叫做安德里安·伯力的著书人预言，说人类未来更加长寿，由现在的78岁提高至140岁。我想，要真有此事，我情愿缩衣省食，也去买一台电脑助我操练文字，那我还可以享用几十年哩。但我又顾虑重重，一是怕它不听我这僵硬的手儿指挥，弄不出我理想的文字符号。二是怕它“生病”，担心我们乡下没这样高水平的“医生”能治好它的“病”。如果它真的不能动弹，到了这种地步，你咬他的脑壳又硬，咬他的屁股又臭。三是由于我的思想陈旧，总认为世间难找百岁人。再说，人老病多，万一出现眼不明，手不灵，脑袋又痴呆，即便请一台电脑到我的斎室，等我学会，岂不是俗话说的“庙子修好了，和尚又老了”。由于我的想法多多，我就取消了买电脑的这个念头。如今，我只好一如既往，仍然用笔在纸上操练文字。
我言说这些，其意是使乡友们知道，我是怎样把“铁杵磨成针的”，同时，也让它来鼓励后人。
（兴义市鲁屯镇铁匠街 张德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