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生
改革开放之初，“川军”成了一个专用名词，相当于过去说的苦力，因为在那时，民营企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出门打工还不是一种社会潮流的时候，便有大量的四川人来到黔西南，用劳力挣取经济仍然很不发达的兴义人的钞票，大多从事搬运、打煤巴、挑砂浆等下力活，且只要给钱，几乎任何苦、脏、累的活路都干。谁家有劳力活，便会有人建议：找两个“川军”吧，比找朋友帮忙省事，开了钱人家就走路，朋友帮忙，欠下人情，还得弄几个菜，一瓶酒啥的“谢帮”。后来，有本地乡下的“富余劳力”进城干活，也被叫作“川军”。
1983年，我需要添置一套家具，当时还时兴多少多少条腿，就像时兴“三转一响”。在乡下陆续弄到了一批木料，便请了三个四川来的年轻木匠，他们仅花了一周时间，便完成了全套捷克式家具的制作。每天从上午七点开始到晚上十二点，连我给他们泡的一大茶缸浓茶都几乎顾不上喝。在闲谈中那领头的告诉我，挣点本钱之后，他想开一家家具厂。几十年过去了，凭他们的勤劳、机灵和时代机遇，厂是肯定开起来了，说不准还是开奔驰、宝马的主子。
在西南各省中，四川开发最早，历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史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可行船。”牂牁江即今北盘江，是当时夜郎国对外的通道。当时两广称“越”，与汉时期的中央政府是相对恃的主要政治集团，征服越国是汉武帝统一中华的首要任务。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国的桂林吃到了四川产的枸酱，很是奇怪。当地人告诉唐蒙，四川的枸酱“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即是说这酱是经北盘江运过来的，于是经过考察，唐蒙上书武帝：“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武帝便令唐蒙为中郎将，带领将兵千人，辎重万人，从符关进入夜郎修建道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进军夜郎时才将道路修通。
从古至今，中原通往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有两条，一是汉时由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进入贵州、云南，即由陕西进入四川的茂州、松潘，经泸州、西昌到贵州和云南;二是明朝时候修筑的由武昌、长沙、沅陵经新晃进入贵州和云南。因此，云南丽江的“茶马古道”即是这古驿道其中的一条的一段，说不准我们的白沙古驿道是汉时修的而“茶马古道”是明朝时修的呢，只是我们在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面前比较低调，现放着夜郎古国这一品牌都是看别人争得热闹。
四川开发得早，唐蒙书中说：“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在后来的漫长历史中，由于战乱、天灾等原因，有过“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但四川的丰饶一直没变。由于是人口大省，生存竞争的剧烈自不待说，这也练就了四川人的勤奋和精明。我的祖上是四川南充的，上世纪初，曾祖父一辈便用箩筐挑了两个儿子逃荒来到贵州瓮安草塘，祖父从小编竹席为业，以至于成了罗圈腿，长大后便以做生意为生。俗话说：“三世而立”，但到了祖父一辈，仅是第二代，便在草塘有了自己的产业，土改时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勤奋是自不待说，而且节俭，自家种的菜，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菜心，把边叶留下自己吃，菜心挑上街去卖，母亲是富家小姐，第一次到家都是用这边叶招待，几十年后提起还耿耿于怀。
黔西南作为黔、滇、桂三省(区)交界的一个“水陆码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对三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而黔西南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上的几次重要移民行为，这其中当首推“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而在明、清以降的漫长历史时期，外来人员对黔西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我们这里的历史文化是四川、两广、江西、两湖等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创造的。两粤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江西会馆、云南会馆遍及全州八县，见证了明清时期兴义商业的繁荣。
一个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一地域成长起来的人便会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长期形成的地域文化从小熏陶培养的结果，除开个性的不说，西南三省大致是：云南人憨厚老实，吃苦耐劳，但心思不是很灵活;贵州人精明，时不时耍点小心眼，但踏实不足;四川人则取二者之长，既机灵精明又勤奋踏实。因此，如果三省各有一人结伴而行出门谋生，最能获得成功的当推四川人。
“川军”是一个历史性称谓，他们得历史风气之先而出门谋生，在我们这里的“富余劳力”还没有想起这一招的时候他们便来到了我们这里，经历了肯定会有的酸涩苦辣，经过三十来年的摸爬滚打，其中不少获得了成功，到黔西南的四川商人们聚在一起回顾在异地他乡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也会对这一片土地心存敬畏和感激。
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看到“川军”由两手空空地到异地他乡打拚，再到筹资开店，办公司，办企业，一步步走过来，对他们自然也是心存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