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39岁

何其兵

前不久，有个朋友的亲戚不知何故突然去世了，连送医院抢救都没来得及，脚一蹬，眼一闭，走了，时年39岁。

“又是39岁！”众人惊叹。

“39岁”，说来也不稀奇，有人曾作过统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第一“高危”职业莫过于做“皇帝”了，其平均寿命大约为39岁，除了正常病死外，其余死亡方式可概括为近臣杀、宦官杀、子杀、叔杀、兄弟互杀、母杀、妻杀、父杀、祖母杀、外公杀、岳父杀、兵杀和俘杀凡十三种方式，可谓“死路”不止一条，难怪皇帝的平均寿命仅为39岁。众所周知，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人都会有这一天，迟早而已。的确，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各种意外事故或突发疾病也是时刻相随的，这些危险随时威胁人的生命，使很多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人英年早逝。

这么说来，“39岁”莫非真是许多人物共同的宿命？

在历史的长河中，按照职业分类，过不了“39岁”这道坎的中国名人就有皇帝、权臣、将军、起义领袖、文学家、革命家等，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劫数”？文武双全、博古通今的曹丕，平生主要成就是以魏代汉、平定边患和复通西域，又由于其在诗、赋、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三曹”，却不幸于39岁时得病去世；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39岁；前述所说的钟会，乃三国后期魏国名将，有伐蜀之功，39岁时欲谋反叛被杀，后人赋诗评价钟会，“髫年称早慧，曾作秘书郎。妙计倾司马，当时号子房。寿春多赞画，剑阁显鹰扬。不学陶朱隐，游魂悲故乡”；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号“冲天大将军”，经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才建立“大齐”，不料39岁时便战败身死；南宋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岳飞，北伐金国，令金军胆寒，金军不禁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后因岳飞一心想“迎回二圣”而犯宋高宗大忌，39岁时即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中还有金国第四位皇帝完颜亮、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明末著名将领卢象升、明代文学家张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皇太极长子豪格、民族英雄郑成功、南明小朝廷皇帝朱由榔、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

39岁，不光是以上中国名人的宿命，不少外国名人也不能例外，其中不乏科学家、国王、音乐家、文学家、美术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演说家，他们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帕斯卡、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波兰钢琴家肖邦、西方杰出的肖像画家涅古里奇、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大姐夏洛蒂•勃朗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拉萨尔、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由此看来，39岁介于“而立”与“不惑”之间，正是年轻有为和创造某种人生价值的大好时光，而很多人却在此“节骨眼”上不幸离世，真是天妒英才，不禁让人扼腕叹息。而对广大普通人来说，名人们活了39岁倒也不亏，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至少其短暂的一生充满了属于自己的精彩，足以名留史册，而数量占绝对多数的普通人呢，他们的“离去”除了亲人哀痛、友人含悲外无人记挂，如同蝼蚁。“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名人也好，普通人也罢，“死”是大家的事，没有谁可以逃避。有人调侃道，在日新月异、变化万端的当今时代，能活下来全凭“运气”，因为人固有一死，或死于癌症，或死于车祸，或死于人祸，或死于洪水，或死于地震，或死于空难，或死于暴恐，或死于战乱，或死于自杀，或死于他杀，或死于情杀……生命居于这么不安全的环境，处处充满了“死”的味道，我们还有理由不珍惜吗？所以，活着真好！就像电视剧《勇敢的心》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能活着，我绝不找死！”

这里并非在宣扬宿命和迷信，而是对名人异士乃至凡夫俗子天不假年的惋惜、伤怀。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唯有那些充分利用生命、善待生命和珍惜生命的人，才是懂得生命真谛的人，才是真正了解和热爱生命的人。不过，我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价值还在于其存在的理由，正如伯特兰•罗素在自述其“活着的理由”时说道：“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样想了，纵然生命只有39年，又有何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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