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几十年，不管是平平庸庸、一事无成的渡过，还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干出一番事业，总要经历不少事。而在其间不少时候，都会碰到一些“运气”，迎来几次机遇。一生中不可能一点“运气”都没有，一次机遇碰不到。有时碰到的一次“运气”，就有可能改变自已一生的命运； 所谓“贵人”，就是在决定自已命运的关键时候，帮助过自己的人。虽然在他们来说，有的是出于本能，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是他们的敬业之心。他们帮了我们的大忙而不觉得，他们不求半点回报；但于我来说，他们的“涌泉之恩”，我却涓滴未报，时时愧疚。

回望我这大半辈子，客观的说，“运气”还是不错的，也遇到了几个“贵人”。

 一 

我的第一次“运气”，是在小学毕业时，非常意外的被录取兴义一中。

我读的小学六年级有两个班，百人左右。当年考取初中20来人。那时全县就只有两所中学，就是一中和二中(二中只办到初中)。我那时在班上学习成绩马马虎虎，只能算中等吧。比我成绩好的大有人在，但他们中大多数却没有被录取。就说我们寨子，和我同班的还有3人，成绩都比我好，却一个也没考上。我能被录取，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一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同学中有人还很“不服气”。现已70多岁、当年与我同一个班的族兄伦章哥，就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半开玩笑的说我:你那时学习成绩哪里赶得上我？不知你是靠什么“狗屎运气”才考上去的！

小学刚毕业，与我相依为命的奶奶就逝世了。如果我考不上初中，一个才10多岁的的娃娃，没有父母，没有哥嫂，孤零零一个人，在那3年全国性的困难时期，不知如何才能生活下去？现在想起都还感到后怕。我的初中3年，学费全免，生活上享受甲等助学金，不能说温饱吧，至少没饿着。考上初中，犹如从糠箩跳到米箩里，真是幸运！

我初中毕业后，又是一个“意料之外”，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64年8月27日，我从家乡步行40多里，匆匆赶到学校。在校园公告栏里，几大张红纸抄着百多两百名刚录取的高一新生名单。我反复看了几遍，其中都没有我的名字。我沮丧极了！想继续读书的愿望，看来是破灭了！

此时，有一个刚录取的同班同学也来到公告栏前。他看到我惶恐不安的样子，对我说:“我是看到这上面是有你的名字的嘛，现在怎么又不见了呢？”我和他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没有！他说:“我前天是真真确确看到你的名字的，才隔一天，今天却不见了！啊！你看，这里怎么用墨凃掉了？你的名字原来是在这里的嘛！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找学校领导问一下吧！”

为了我今后的前途，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于是我怀着侥幸，硬着头皮，厚起脸皮，要去问个水落石出。

还不到上班时间，学校教导处门还关着。于是我又到教导处李正律副主任家里。他正睡午觉。但他听到我报上名字后，马上起床，说:“你怎么今天才来啊，我们等你等的好着急！”急着等我干什么呢？弄得我一头雾水。.

李主任带我到学校办公室。他边走边对我说:“本来你已录取了高一，但昨天早上专区招生委员会来电话，要我们学校推荐一名成绩优秀，家庭出身好，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学生，到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预科学习。学校领导经过商量，并取得县里有关领导同意后，决定送你去……”什么？到武汉去？我脑子里顿时“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全身热烘烘的。李主任后面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见了！

后来很久我才知道，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1965年改名中南民族学院。本世纪初改名中南民族大学)到贵州招10名预科生，本来名额已满，但其中一人是带有照顾性质的高干子弟。为了公平，不知是哪一位领导临时决定，在原名额里再增加一人。省有关部门把这个增加的名额给了安顺地区，地区又拨给兴义县(兴义县当时属安顺)。地区招生部门于8月26日早上通知兴义一中。因此，我才得以搭上去省外读书的“末班车”。这不是我又一次的好“运气”吗？到大学去读预科，待遇与本科相同，书费学费生活费全由国家负责，每月还有14.50元补助(本科15元)。可别小看这10多元钱。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月工资也才20多元呢。我再一次从“糠箩”跳到“米箩”，那种兴奋真是无法形容！

不过，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人的一生中，好运也不会总是如影随形。

正常情况下，一般读完3年预科，即可直升本科，或考其它大学。我当时在班上是中上等成绩，自信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不成问题。但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却粉碎了我们读大学的美梦。“文革”中，全国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招生。我们才读到高二，又在学校里混了两年，不可能再赖下去了。于是，1968年10月底，我们预科的全体同学们都被打发回原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同学回来后入伍当兵，有的找到关系当上了小学教师，也有的当上了国家公务员，也有的几年后又去读书。我是半点门路没有，贴钱在兴义城住了半个月，还好，“赖”得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名誉，领得230元“安家费”，回到老家参加农业生产，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此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入学深造的机会了，连培训之类都没有机会参加。我是一个高三都未读的勉强的“高中生”，现有的“中专”文凭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补发的。但能读上初中，又到省外读高中，在我这样一个边远少数民族农家子弟，已实在是来之不易的机遇！

 二 

再说说我遇到的“贵人”。

1970年9月我从农村抽去盘县参加修建盘西铁路。我虽然是民兵师一个连队的文书，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农民。因此，1972年4月，铁路毛路修建完工，我又回到生产队。干了1个月的劳动后，区公所抽我去参加“一打三反”案件清理工作队。3个月结束，接着又参加全区秋粮“助征”工作。这年12月下旬，县委政治部(“文革”时期，没有组织部、人事局)下文，我被录用为公办小学教师，月工资26.50元(一年后转正增加3元)。那时教师工资由区里发，但从1973年2月份起，教育部门单独发工资。这个月大约10日左右，我到区中学管工资发放的某老兄处领取。可这老兄(在此不提他的姓名了)拿出全区教师工资册，找到我的名字，看了半天，抬起头对我说:你虽然己被录用了，但你的“农转非”户口手续没办好，这钱不能领。我说，户口一下子办不好，但钱是拨下来了的。教育局领导要我先到学校上课，以后再办理。这位老兄却说:“户口没办，钱不能发。这样吧，钱我帮你暂时保管，等你把户口转好后一起发给你。”我回答他:“户口没办好，我在仓库里买不到粮食；你这里又把我的工资卡住，我吃什么？喝西北风啊！”这老兄码下脸来:“这个我管不着！反正你户口没办，我就不发钱！”我说元月份的工资，区里都发了，这个月你为什么不发？我与他吵了起来，一个要领钱，一个就是不给。最后这位老兄说:“你去找区公所，领导签字来，叫我发我就发；没有他们的签字，我是坚决不发！”

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只好到区里，找到分管教育的第一副书记王平亮。王副书记听我的汇报后说:“这个人是怎么搞的！县里没有收回文件，钱也是拨下来了的，他有什么权利不发！你去对他说，就说是我说的，叫他立马发！”我小心的大起胆子对王副书记说:他说要你们领导签字后他才发。王副书记火了:“签字，签什么字？哪个给他的权力，非要我签字不可？！”

我只好说，打扰王书记了，我再去找他说一说，求求他吧。

我又回到这位老兄面前，将王副书记的话告诉了他。但这老兄还是爱理不理的样子:“领导签字了吗？拿出来我看看！”我当然是拿不出来的了。那位老兄对我一脸鄙夷，我也感到无地自容。

我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往回走。心想完了，命中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我这一辈子，看来是跳不出“农门”的了。

中学门口就是区医院。我离开家时，母亲要我顺便买点药回去。

我到医院开药。无独有偶，恰好此时王副书记也来医院。他问我领到工资没有？我如实告诉了他:“你们领导不签字，他就是不发！”

王副书记一听火了，喊我:“走！我和你去见他。这个人真还有点犟，不听打招呼，架子还不小嘞！”

王副书记到那位老兄面前，也码起脸的说:“县里的录用文件并没有作废，工资也是发下来了的，你有什么权利卡住？户口的事与你有关系吗？下个月就要开学了，影响教学你负得了责吗？工资赶快发，户口转得转不得与你无关！”

这位老兄原先那趾高气扬、盛气临人的架势，一下子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此时看到他那蔫巴巴的样子，比我在他面前领不到工资时还可怜。

为什么我的户口没办好呢？原来，县里下发我的录用文件后，就接到中央文件通知，从当年12月1日起，全国停止录用公职人员。因此，我到县公安局就办理不了“农转非”户口。我知道，为了我的户口，时任教育局长方大藻、办公室负责人李朝富(女)等，都曾亲自过问多次。办不成，自已就成不了公办教师。但县教育局领导却一直安慰我，要我先不着急，慢慢来，等国家政策松动后再办。从那年3月份起，我被分到坡岗小学。此后每个月工资照领。

整整一年后，我才办好“农转非”。在那一年里，我的粮食只能在“自由市场”(那时称为“黑市”)上购买。我成了一年没有户口的“黑人”。

我于1975年6月从坡岗小学借调到区公所办公室工作。2年后回教育部门，安排到区中学上高中语文课。1982年《兴义县报》复刊，报纸负责人罗光汉老伯向县里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我去报社。他怕我不愿意进城，还数次到我农村的家里劝说我。当时，土地刚承包到户，我家里上有60多岁的母亲，下有年幼的3个子女，就妻子一个人劳动。我在中学教书，离家近，放学放假后还可以回家耕田犁地，春种秋收也可以帮助妻子，减轻她的一些负担。调不调到城里，在我意识中是无所谓的。由于当时教育部门师资不足，所以教育局也不放我走。

两年后的1984年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一，我们中学和我一起上语文课的岑家利老师突然对我说:我昨天到兴义我叔叔家里，他说要调你到州委统战部“对台办”，他向我问了你的一些情况。我说我又不认识你叔叔，怎么会呢？莫开玩笑了！加利老师一本正经的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当时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

岂料第二个星期一中午，岑老师又对我说，我昨天在我叔叔家里，已看到了调你的文件，已打印好了，只是还没盖章。可能再过几天就下发了。祝贺你啊！

但我还是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大约两三天吧，我突然接到了由学校领导转给我的县里的调令，要我尽快办好手续，到县委宣传部报到！

我感到不解:加利老师不是说，我有可能调州吗？怎么又调县了？过了很久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约一个多月前，州里组织一帮人到广西考察学习，其中有州委统战部长岑延春与兴义县委书记曾纪伦。岑部长与曾书记在交谈中提到要调我的事。广西回来后，曾书记询问县委宣传部是否知道我的情况。宣传部有关人员说，前年就要调此人来宣传部和罗老伯办报纸，教育局不放。现在州里可能要调他去了。这样一来，县里抢先下文，我就到了县委宣传部下属的《兴义县报》。

我与岑部长从不认识，他又是如何知道我呢？据说统战部属下的“对台办”需要一个能写点文稿的人，他向兴义的有关熟人征询，有人推荐了我。

在我一生中，遇到的“贵人”还有不少。以上提到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今，我心中的“贵人”们，大部分都已不在人世了，但他们的名字，我这一辈子都永远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也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作者系原《黔西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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